广场最后的留守者（二）

溯石

“戈培尔编辑”幽灵重现

4月25日晚7点，中央电视台播出《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相比13年前“戈培尔编辑”——姚文元所做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虽仍鸡血亢进，却显陈词滥调，少了当年惊悚骇人的力道。13年前那篇奇文发表后，一位署名“一名现场工人民兵”致信《人民日报》，信封正面写“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写“请戈培尔编辑收”。信中装着1976年4月8日《人民日报》一、二版，在登有奇文的一版上写着：“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如今，早已换了人间，“戈培尔编辑”的幽灵不仅没有寂灭，还大张旗鼓地再行于世。冷硬僵化的政治现实与无数颗年轻热烈跳动的心灵是脱节的，也与万物缤纷生长的时代气息相当隔膜。

多年后从杨继绳的著作中才真正了悟这篇社论的威力：“这个定性的政治份量，超过了1957年对右派分子的定性。按照当时的中国政治常识理解：政府必定动用专政力量粉碎阴谋、镇压动乱，参与动乱的人没有好下场。”

敌我矛盾若是基本定性，“对话”不成了与虎谋皮？置身广场，四周一片哗然，愤怒，惊诧，担忧，甚至盛传将采取军管，对学校施行手段。北大等青年教师宣布罢教，38所高校6万学生联合总罢课的消息接踵传来。在广场上纷纷扬扬的信息交杂的话语密林中，我冷不丁望向夜空，忽而感慨丛生：多么遗憾多么无奈，看来一些曾引领时代的“伟人”，比如那位85岁老人也难免走向其反面，甚至变成新征途上的绊脚石，自己却浑然不觉……这是一种历史规律吗？是这块土地上的必结之果吗？这种并不罕见的生命现象，是每个人进入暮年后必须涉过的一条宿命之河吗？——那将多么可怕。

记不清在哪一天，我在广场上遇到了某报记者Y, 开启了我们珍贵的共同广场岁月。记者的工作性质带来自由探访的时空便利，其父母在天津又逃开了生活管束。我们同龄且同心，独来又独往，我们的身份同为寂寥边缘的“社会闲杂人员”；不同的是，Y有难得的政治智识，善冷静地知人论世，让我没少茅塞顿开，而我的启动点仅是抽象的文人热情，全为道德美感所蛊惑，其它一概懵懵懂懂。我们逐渐构成了一个自发的相伴相随的组合，并在广场有了一个固定相依相会的位置——纪念碑东北角东侧顶端的角落，谁到广场来必先到那个角落找寻对方，有时我到那里时空寂无人，有时我到那里Y正翘首以待，我们共渡了许多难忘的广场时光，有过很多热烈的讨论，更有很多交流后宝贵的共识。

大游行、大罢课的决议传出，携带着官方镇压的风声，学生写下以死抗争的遗书。我和Y闻讯从广场黯然暂别，分赴街头。

“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

已趋平静的学运陡然再起。原本筹划已久的“五四”七十周年纪念活动，由于“四·二六社论”的刺激，使学运高潮在4月27日提前而至。

这必是充满悬念的一天。上午骑车至德胜门左转然后一路北上。第一眼所见便远远出乎意料——望不尽的人山人海，数不清的方阵旗帜。辨不出名目的各类警察会聚一起，铸成动态人墙前后封堵，四面八方难以数计的北京民众震天齐呼“让开！”他们作为开路先锋置身最前沿，为学生一次次地撞开封锁线，学生们被手拉手的自助纠察队牢牢锁住边界，以血肉之躯顽强趋进，“我以我血荐轩辕”“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血谏政府”“爱国无罪”，他们亮出的横幅昭示出此行之初悲壮的基调，而“打倒官倒”“和平请愿”“反对动乱”这类口号又非常智慧地对“动乱”大帽子做出回应。

友谊宾馆、车公庄，六部口……我骑车紧随游行大队，忽前忽后奔行，当队伍卡在某个关口时，便停车到路边挤进人群，或推着自行车驻足观看，当队伍顺利前行时，我又赶紧上车追随至下一个隘口。道路两边往往停满推着自行车的民众，大量的汽水、冰棍、食品被塞到学生手里，屋顶，树上，脚手架上，沿街窗口更有无数的人们欢呼助威：“学生加油！”“向学生致敬！”每轮僵持拦截化解后，便有更多学生民众加入到游行行列中或随行的助阵队伍中。

阴霾逐渐散去，一个异常明媚和煦的春日。车公庄二环路口，北大等北部高校学生队伍与东部高校队伍汇合，欢声雷动。下午队伍在通往广场的关键部位六部口遭遇最强一战，数十层的堵截人墙封死了长安街，警察虽人数众多却赤手空拳，长久对峙后游行队伍终于冲开缺口，警察人墙最终不得不退后让路放行。大会堂北门外的长安街游行队伍经历最后一轮苦战——钢盔盾牌棍棒，军人军警军车悉数亮相，最终却只是充当了陪衬的布景道具。

回望此天此景，很像一场万众欢腾的盛大足球赛事—— 一场由学生、民众、军警共同完成的空前绝后的旷世大赛。学生无疑置身主场，民众不仅是热情激扬的观众，实际还充当了最佳的前卫与后防甚至中锋，学生在与军警的对阵中，一次次陷入僵持胶着，一次次绝处逢生，又一次次拿球突破进网，最终完成了一场对抗强度超强且悬念重重、高潮迭起、以弱胜强、感天动地的伟大赛事。

十里长街与60个足球场大的天安门广场终成为胜利者的超级舞台，各路豪杰旗帜会聚的海洋。这场景也像奥运会的开幕仪式，各类大家熟悉或陌生的大专院校逐一入场，领受着观众的辨识、惊叹、欢呼和礼赞。同学们带着捍卫尊严的执拗与凛然，带着胜利者的自信、骄傲和汗水，也像被检阅的光荣战士，这次他们不是接受领袖的检阅，而是人民的检阅，道义的检阅。

各校方队抵达广场后步履不停，一一经过天安门城楼，沿长安街东行从建国门立交桥沿北二环返校。据统计，这场席卷百万人的大游行，从早8点持续到次日凌晨，历时16小时，30公里。无以数计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和各界民众一路跟随前行，夹道支持者中甚至有医院病人、幼儿园孩童，身穿袈裟的和尚也出现了。

我始终穿行在快乐的人群中。永难忘记：每当队伍受困交通阻滞，庞大拥塞的人群看上去多次濒临危险，似乎挤压、踩踏事件随时蓄势待发，但全都有惊无险安然渡过，擦身而过的人们彼此相让，化解了所有困局；我也数度被挤压在狭道，置身两股自行车群的顶牛对冲中，但没有一个人急躁愠怒，都是耐心巧妙地错开，笑眼望向“狭路相逢”的对面，而对面都是一张张灿烂的笑脸。

这一天，春光，朗日，碧空，天气与民气，天道与民意，共同谱出了一曲伟大的“欢乐颂”。这是一个天选的民主之日。

当我们歌唱樱桃时节，　

活泼的夜莺和俏皮的画眉，啭啼欢跃！

——《樱桃时节》

赵紫阳的纪念“五四”讲话、亚投行讲话，口径大不同于“四·二六社论”。气氛变了，北京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大游行，遭遇象征性阻拦后便一路畅行。此日参加院校总数更多，还加入了外地赴京学生和新闻队伍，它更像对四·二七胜利的延伸，也像对前一阶段学运的总结庆典。学生组织同步宣布次日复课。

“七十年民主自由梦” “跪久了，站起来遛遛！” ——这样的词句，让我异常动容。

这一日，充满阳光的气息，爱的气息，正如它所昭示的日子那样青春勃发。最美好的五月，眼前的妙龄男女们享受着他们生命中真正的节日。我联想起少年时抄录下来的那首至爱的《樱桃时节》——

“当我们歌唱樱桃时节，　

活泼的夜莺和俏皮的画眉，啭啼欢跃！　

美丽的姑娘畅想如狂，

恋人的心怀充满阳光！　

当我们歌唱樱桃时节，

画眉的声音分外清越！……”

这些天里，所有的人都神采飞扬又谦恭有礼，笑靥盈盈宛如天使，相敬相惜，心心相通。最吸引目光的当然是那些风华正茂的学生姑娘和小伙子们，更有他们呈现的美好爱情。这是爱情刚刚正常生长、舒展的年代，广场上的这代大学生生逢其时，那时的情感还留有庄重、青涩，甚或刻意的酷烈超然、洒落不羁的痕迹，别具一种特殊的美感和韵致。

青年学生至真至纯，明敏无畏，天然具有先觉、先驱、先锋特色，其宝贵自然也在于挚诚英勇而非机谋巧诈，他们作为整体或许并不适宜在繁复、暧昧的政治缠斗中承担专业政治家的角色，即便其中不乏政治素质出众者。

而且，这又是极为特殊的一代青年——自幼接受理想主义的熏习教化，领略大开大阖的时代巨变，亲历思想解放运动，吞下蜂拥而入的各类思潮，由此浪漫主义，古典审美，现代意识前所未有地复合杂糅，殉道献身的英雄主义，壮丽高蹈的悲剧美学，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兼而有之。

曾有过一个专用词汇——“六八式”，特指诞生于暴风骤雨的六十年代，成长于理想盛行的八十年代的那一群体。

我曾见过这代人最具幽默意味的自况：一怕不死，二怕不苦。

八九学运风格整体上带着鲜明的八十年代理想主义气质，自然也就印映着胡耀邦的人格基调——纯洁清新，热烈挚诚，理性多思。

有美学家曾说：美是自由的象征。

在这个五月时节，我看到了美的极致“绽放”——它本身就具有非凡的启蒙意义，永远值得驻足凝望。

我愿融化到这人间大美中，它正触手可及。那些所谓工作前景，人生前景反而被推向远方，根本不愿考虑，似乎也毋须考虑，我认为已找到梦想中的生命运行方式。

五四后某日是记者Y的生日。在这样一个永恒的春天，没有烛光却有灿烂星月，没有佳酿却有共享大爱的欢乐人潮。那夜，我们仍安坐在纪念碑旁固定的位置上，我送上的只有心中默默的祝福。

“壮士一去盼归来”

我以为，在青年学生的完美开局后，知识分子会当仁不让地站到一线，尽管对他们将以何种方式运作缺少常识和想象。我热切观望并期待“五四”大游行后有新的社会力量作为强有力的接棒者出现。

很多勇毅的知识精英和新闻群体作出了大胆支持和回应，但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却显得迟缓与暧昧。或许无休止的运动已让他们胆破心寒，他们总处在小心翼翼试图颤巍巍迈出脚来的犹疑中。

5月13日，学生们开启了绝食行动。他们仍竭力冲开一个变革的缺口，抗争“动乱”的污名，展开真正的“对话”。我略觉出乎意料，这个行动似与前边气口的衔接有些错位，暗暗担心，怕再而衰，三而竭，可民运正走入鼓乐喧天的高潮，总不能让舞台中心空场……

北京大学以“壮士一去盼归来”的横幅为绝食勇士们送别。

广场上迅速密布着数以千计静坐绝食的学生，呈现出与之前流动人群完全不同的景观。除绝食者外，还有无数热心的探望者、关切者、赞助者。我与记者朋友Y坐在这庞大的学生群体中，时时感动着又焦灼着，也自觉地与食品隔绝。大量绝食学生脱水，身体电解质紊乱，救护车昼夜穿梭，急救担架跑动不停。各界紧急呼吁，政府安然不动，全国各地进入声援学生的高潮，几十万上百万的游行日日出现。

我看到：真诚，淳朴，安详写在周围学生们庄重的面庞上，更多人只是执守着一种青春的本能，献身的热望，没有任何机谋盘算。相对他们来说，任何夸张，作秀，功利，攀比，刻意、激进竞赛都是一种损伤——在绝食过程中，我看到任何这样的痕迹，都会为那些全然真诚投入的“沉默的大多数”抱屈。

由此知道了北京春天的真正脾性。白天烈日当空，入夜却冷得没着没落，气温直接降落一倍；也知道了每个时段的自然演化——冷暖交替，光影变幻，晚霞朝阳，皓月星辰。

绝食次日，上书“绝食”大字的黑布旗幡出现在纪念碑前的旗杆上。再隔天，“高自联”移到广场办公。

我满怀热望鼓足勇气走到偏纪念碑南侧的一个帐篷前，不知哪个机构的哪位人士，迎上前来，问我何干？我说只想帮忙……做任何事……听由安排，这位看似学生，又显得过于成熟的先生表情诡异，似笑非笑笑而不答，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表示，我被他似嘲笑似婉拒更似傲慢的态度弄得无地自容，悻悻而去，一方面怪自己运气不佳，一方面为自己四六不靠的身份尴尬沮丧。

广场的绝食静坐提供了与同学朋友不期而遇的机缘。我不时走到绝食同学的营地探望聊天，将临毕业的绝食同学小M最“忠于职守”，所以永远都能遇到他。小M聪明异常又谦和腼腆，他出自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觉得在这个专业里难大有作为，忽发奇想改道而行，只用了40多天便以榜首的成绩考上艺术类硕士研究生，他说相对高深艰涩的核物理，准备艺术类考试简直轻松得如同享受。我们笑谈1989年春晚姜昆、唐杰忠表演的相声《特大新闻》，在那段相声中，姜昆嚷嚷道：“国家出大事了——天安门广场要改农贸市场了……历史博物馆改新潮家具展销了。”

中央戏剧学院的朋友小W（韦武民）也参加了绝食。她因病一再延后了毕业时间。她的病也给家庭带来很大灾变，弟弟不得已终止了求学之路，母亲从家乡武汉来京全程照顾她，极尽操劳。我们不止一次在广场相逢，她带着舒畅笑意，她的母亲也一扫愁容。有天友人惊奇地告诉我，见到一家海外媒体上印着小W（韦武民）在广场的大幅彩照，标题是：“英雄乎？美人乎？”

艺术院校绝食营地区域内，时常闪过些异常俊美的姑娘。一些后来成为耀眼明星的表演专业女生也组团来广场高调助阵，展现了她们一生中最美的姿容。小W（韦武民）对此还向我有过一番精彩描述。

一对来自电影学院摄影专业的迷人学生情侣一再穿梭于我们置身的纪念碑东侧通道。他们旋风般匆忙来去，带着专业采访设备，时时拿着话筒和笔记本俯身录音或笔记，敬业而庄重。男生Z是个面带梦幻的美少年，女生风姿绰约洒落大度。Z的面庞上混合着稚嫩纯洁与严肃坚毅，他嘴唇两侧以红笔图示绝食并写着“不吃”两字。日后忆起那个五月，总会闪过他们俏丽的春意，他们肃然的风致，以致成为我心中八九“樱桃时节”的诗画象征。

后来我与Z多次广场相遇。

“多么短促呀，樱桃时节！

情侣们神游梦乡，双双把耳坠采撷……

一串串樱桃蕴含着爱情，　

从叶间脱落，宛若滴滴鲜血。”

“新闻要说真话！！！”

——新华社

我的在校学生朋友多在新闻专业。

新闻界成为焦点，也创造了历史——他们既是无奈的受害者，又是大胆的反叛者，既是千夫所指的造谣机器，又是突破禁区的先行军。

学潮民运，给新闻媒体出了大难题，也给了他们千载难逢的机遇。

4月19日《科技日报》发表《倾注哀思——天安门广场目击记》及照片，4月21日，中国新闻学院的学生高喊“新闻自由”出现在天安门。一些媒体成为令人瞩目的英豪，《科技日报》率先大胆使用自己的稿件，而非使用通稿，开启了新闻界的反叛之声，4月23日，登出集体采写的《风一程，雨一程，壮歌送君行》，名动京城。4月27日，上海处理《世界经济导报》，撤销钦本立总编辑职务，在全国新闻界激起轩然大波，从首都大报到地方报纸，编辑记者纷纷自发组织声援钦本立的活动，游行队伍中也举出“声援新闻界的良心”的横幅。四月末，戈扬主编的《新观察》半月刊登载了对四·二七大游行的长篇详尽报道《北京：4·27学生游行目击记》，《致两个袁木》，成为这家曾居全国发行量第二杂志的绝唱，1989年第10期是其面世的最后一期，并由此洛阳纸贵。数年后，我见到过它，友人从床褥下的一角炫耀又诡秘地抽出，只晃动了一下，只供远观未许近触。

电视发挥直接且高效的优势，收视率创出纪录。多家报刊媒体在奋力挣扎中推出了不少好文章，尤其是许多记者以个人身份顶着风险深入现场，有的用尽春秋笔法，有的舍弃身家，共同缔造了新闻史上的一段奇迹，展示出新闻本当应有的活力。

印象中《北京日报》一时成为笑谈，几乎是个反面样板，不止一次引发公愤而遭焚烧，新闻专业的朋友曾不止一次特意通知我现场观看。

继加入“五四”大游行后，5月6日新闻界再由新华社向天安门行进，举出“新闻要说真话！！！”“不要逼我们造谣”等横幅。二百多名新闻工作者到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门口静坐，递交千余名记者联署的要求对话的请愿信，千名学生骑行赶至现场声援。

新华社在游行中打出“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今日无新闻”的横幅。5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为自己留下了骄傲的一页，一版头条报道了“五·一七”大游行：“首都百余万人游行声援绝食请愿大学生——强烈要求立即对话救人救国”。但是，随着中宣部的指示和赵紫阳的告别，新闻舆论迅速收紧，有人怒斥“笔杆子出卖了枪杆子”。戒严颁布后，5月22日新华社四百多名记者编辑冒雨冲出大院打出“新华社”旗帜，沿西长安街前往广场，高举 “新华社以血抗暴”等横幅，与雷雨之声混作一曲交响。

某次观看新闻界游行的路口，遇到了与一位同学相熟的法国记者，他也忙坏了，望着狂欢的中国新闻媒体人，他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

“多么短促呀，樱桃时节！

梦幻里攀摘珊瑚耳环的岁月！”

（待续）